看西方印刷技术如何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
2015/3/18 22:50:19 点击：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将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与宫廷刻书业的副产品。书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够同时实现道德价值和金钱价值。首先，图书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行为。其次，根据不同的顾客和图书，他们可以利用更灵活的方式获利。
与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这两个观念所不同，“印刷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却很小，虽然它经常出现在对欧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对其的忽视也反映出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
宋代以后的9个世纪中，中国刻工雕刻的书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间世俗书籍。虽然这种基于手工业的书籍得到了广泛的商业流通，但是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建立。
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晚清时期商业、甚至是“产业”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像马瑞·克莱·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了中国社会从商业到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机械化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
正如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西方技术为中国印刷业带来的重要改变也被忽视了。从唐代前期到帝制结束，雕版印刷业遍布整个中国。传统上，书版由经过处理的梨木、枣木或梓树雕刻而成，这些材料都很容易获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到一个巅峰，刻工已经能模仿书法家的字迹，但仍然局限在楷书的范围之内。三个世纪之后，明代的刻书业已经能够刻印三色图书（译者按：蓝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这时，雕版印刷已经传遍整个中国，所刻印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风格各异。19世纪，刻书工艺进一步传播并得到简化，不识字的妇女与儿童都加入到刻书工作中。印刷的过程比刻字更简单，这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传播。
19世纪的技术革新不仅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社会环境，并且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仍然持续发展。
中国顶尖的印刷史家张秀民认为，印刷是“建设帝国的民用工具”，转化为20世纪中国文化重建与国家建构的有效手段。
1895年后，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工具书、小说与科学书籍，在塑造中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和报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更多的人会接触到教科书而不是报刊。
同时，教科书给人们的信息也比报刊更稳定、可靠。大型综合出版商为追求更大的市场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技术先锋。虽然外国的新式机器重塑了上海出版业，并使其成为全国出版中心，中国古老的文化价值与实践并没有随之消失。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将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与宫廷刻书业的副产品。书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够同时实现道德价值和金钱价值。首先，图书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行为。其次，根据不同的顾客和图书，他们可以利用更灵活的方式获利。
与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这两个观念所不同，“印刷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却很小，虽然它经常出现在对欧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对其的忽视也反映出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
宋代以后的9个世纪中，中国刻工雕刻的书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间世俗书籍。虽然这种基于手工业的书籍得到了广泛的商业流通，但是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建立。
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晚清时期商业、甚至是“产业”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像马瑞·克莱·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了中国社会从商业到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机械化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
正如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西方技术为中国印刷业带来的重要改变也被忽视了。从唐代前期到帝制结束，雕版印刷业遍布整个中国。传统上，书版由经过处理的梨木、枣木或梓树雕刻而成，这些材料都很容易获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到一个巅峰，刻工已经能模仿书法家的字迹，但仍然局限在楷书的范围之内。三个世纪之后，明代的刻书业已经能够刻印三色图书（译者按：蓝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这时，雕版印刷已经传遍整个中国，所刻印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风格各异。19世纪，刻书工艺进一步传播并得到简化，不识字的妇女与儿童都加入到刻书工作中。印刷的过程比刻字更简单，这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传播。
19世纪的技术革新不仅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社会环境，并且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仍然持续发展。
中国顶尖的印刷史家张秀民认为，印刷是“建设帝国的民用工具”，转化为20世纪中国文化重建与国家建构的有效手段。
1895年后，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工具书、小说与科学书籍，在塑造中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和报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更多的人会接触到教科书而不是报刊。
同时，教科书给人们的信息也比报刊更稳定、可靠。大型综合出版商为追求更大的市场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技术先锋。虽然外国的新式机器重塑了上海出版业，并使其成为全国出版中心，中国古老的文化价值与实践并没有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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