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投资者们正对欧盟的那些著名公司虎视眈眈，希望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商业版图之中。最近几天，他们已经对柏林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的18栋大楼以及意大利的轮胎制造商倍耐力(Pirelli)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公司，包括国有公司，比俄罗斯公司要友善的多，但也不乏有人认为中国的公司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2011年之前，中国还是欧洲人投资的市场。但之后债务危机压低了欧洲资产的价格，一些政府渴望将资产卖给私人来变现，而脆弱的企业则不再挑剔自己的买主。这样，中国买家接连拿下了瑞典的沃尔沃(Volvo)、法国标致雪铁龙(Peugeot Citroen)的一大部分股权、以及法国时尚品牌索尼亚·里基尔(Sonya Rykiel)、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Piraeus Port)、披萨马上诺(Pizza Express)连锁餐厅以及英国的高端服装品牌雅格狮丹(Aquascutum)。近几年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呈现了指数级增长：

　　去年，当标致和披萨马上诺的交易完成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在欧洲收购活动创了一个新纪录。尽管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也增长了，甚至超过了在华的美国投资，但事实证明欧洲才是最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地方：

　　中国在欧洲仅仅持有1%的外国直接投资股票，这个数字微乎甚微。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呈地区性爆发式增长的中国私人投资，比如在葡萄牙和拉脱维亚房地产市场的“金VISA”项目。相对而言，欧洲公司的价格并不高，市场很开放，而且有两样很吸引中国公司的东西：先进的科技和家喻户晓的品牌。

　　倍耐力的收购就是关于品牌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交易的收购方是中国化工的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这家公司每年能卖出2000万个轮胎，但国际市场上却从来没人听说过他们的“橡6”或者“风神”品牌。这家公司也没有倍耐力辉煌的品牌历史以及在赛车史上的贡献。不过他们对倍耐力也似乎估值过高了——收购价格为收益的23倍，而另外两个轮胎著名品牌米其林(Michelin)和锦湖(Kumho)被收购的价格分别为收益的16和11倍。他们选择倍耐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倍耐力是世界上第五大轮胎品牌，但欧洲的另外两个大品牌米其林和大陆轮胎(Continental Tire)都分别隶属于庞大的母公司，这会令收购的操作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对于一个有足够资金和生产规模的买主来说，倍耐力是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它的市值只有75亿美元(相比较中国化工去年400亿美元的利润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它响亮的名头可以帮助中国轮胎巨头迅速提升国际知名度。这就像当年中国的汽车品牌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一样，要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名声。虽然现在倍耐力的市场价已经超过了中国化工的最初报价、保险费和其他一切费用的总和，但在市场价继续飙升之前，拿下这个能成为中国国企得力臂膀的品牌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存在着一个问题。

　　大部分中国在欧洲的投资都是针对已经长久建立起来的公司，新建项目几乎没有。对于私企投资者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比如Pizza Express的收购方弘毅投资、波茨坦广场的潜在投资者复星国际和平安保险、或者收购了沃尔沃的吉利汽车[微博]。现在跨境业务是很常见的，但当历史悠久的欧洲品牌落入中国国企手中的时候，一些学者担心，这也可能成为了一种地缘政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索菲•莫尼耶(Sophie Meunier)曾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现在来看，中国的投资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钞票，但它也有可能变成一批把中国价值传输到欧洲核心的特洛伊木马。”

　　在华投资的欧洲投资者被要求与中国合作伙伴成立合资企业，特殊的行业还有其他限制。欧盟想让自己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但这也让欧洲处于了一个不利地位。但问题还不仅仅关乎互惠原则，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持完全开放态度也表明了对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尊重。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似乎比把欧洲市场完全放开给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或者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也好不到哪去，为了巩固莫斯科同欧盟谈判的地位，他们会很开心地买下一切能买的东西。

　　近几年来，欧洲政府都对来自俄罗斯的投资谨慎提防，即使是私人企业也小心翼翼。英国政府就正在强迫俄罗斯亿万富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的LetterOne集团出售从德国能源公司Dea手中收购的北海石油生产设施。现在，他们接纳了东风汽车和中国化工这些中国国有企业，但不代表今后他们不会对中国国企的投资加以限制。

　　在应对今后的外来投资时，谨慎的欧洲人可能会出台一个一体化的政策，规定清楚那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不是。他们可能会要求外国国有企业必须把资金投入到新兴项目上，比如中国核电公司在英国欣克利电厂(Hinkley power plant)的投资项目。另一个合理的规定是，要求国外的国有企业必须与当地企业合作，而私人企业则可以享受更多的投资自由。这样，既能保障欧洲各国国内的经济，又能打消对中国巨大影响力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