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一年一度的浦江创新论坛如约而至。10月27日至28日，政产学研资各方齐聚浦江之畔，以新见解、新思路、新争鸣，带领人们加深对创新的思考。

　　中国创新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支撑创新的科技金融如何发展？怎样制定开放包容的创新政策？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创新网络中追寻新坐标。

　　汇聚合力完善创新体系

　　我国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挑战，需合力应对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我国创新能力在人均GDP7000美元的阶段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全世界第19位。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整体水平加速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迈进。然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场地和规则发生转换，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速调整创新战略。我国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挑战，唯有着力创新驱动，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

　　创新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有多大？这组数据能很好说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仍然逆势上扬，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纳入统计的115家国家高新区园区工业总产值接近17万亿元，同比增长12.2%；目前，高新区内的注册企业超过76万家，今年1-8月份新增注册企业就超过11.6万家。

　　如何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中外专家都给出建议。万钢说，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工，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新机制，建设各类创新主体系统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创新体系。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西尔万·沙洛姆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营造一个很好的支持高科技发展环境，不能仅仅支持基础研究或者产业创新，而是要建立支持科技发展的生态环境。同时，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之间要紧密合作，互相支持。此外，文化的氛围也很重要，全社会都应支持创新，不应只是赞美成功，还应鼓励尝试失败。

　　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阿维·哈森说，如今，经济状况变化非常快。今天成功，有可能明天失败，因此不能故步自封。哪怕企业和国家有很好的能力，大学、企业和政府间还是应该加强合作，只有合作才会共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开放式创新就是为了实现高价值的创新。实现高价值创新，必须要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知识丰富、有实验经验的专家队伍。在实现高价值创新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很有潜力的，因为通过合作可以排除很多障碍，比如专业知识缺乏、探索和实验成本高等问题。在埃德蒙·费尔普斯看来，中国要发展得更好、更繁荣、更成功，中国人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得更好，获取更多回报，并且可以进行创意的探索，就必须有现代化的创新理念。

　　共筑科技金融生态环境

　　科技与金融变成一个统一概念，由过去的工具性的定义向生态角度转变

　　此次浦江创新论坛，首设科技金融高峰论坛，并发布了《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2015）》。据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研究员介绍，科技和金融的结合，促进了两个领域的深入融合、催化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最初出现的是简单性政策科技金融工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政府的引导和带动下，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性体系。特别是近年来，市场自发涌现的科技金融元素日益丰富，促进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形成。“简言之，科技金融的定义从过去的工具性供给，逐渐向科技金融生态的概念转变。”王元说。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副巡视员邓天佐认为，科技投入的源头就是资金投入。从源头上要推动科技创新，政府责无旁贷。要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的效益，不能简单地增加资金。对于产业化前景明确的科技投入，应该发挥公私合作的机制，借助他山之石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的行为，提高科技投入效力。这样可以让政府的科技投入和社会资源很好地结合。

　　根据《中国科技金融生态年度观察（2015）》，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地方政府共同建立了66家创投基金，中央财政共出资20亿元，设立基金的资金注册资本超过了130亿元。

　　目前，新型的、创新型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不断涌现。比如苏州工业园成立控股集团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220亿美元，业务涵盖股权投资、科技小贷和融资租赁等；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联合多家机构成立科技金融联盟；东莞与清华大学合作培养科技金融人才。

　　王元认为，科技金融应努力实现发现价值、集聚要素和放大财富这3大核心功能。他认为，科技金融最本质的功能是发现价值。这个价值并不仅仅是技术先进程度、创意好坏，而是真正用市场的角度从需求侧、成本侧、投资回报率的角度发现价值。同时，科技金融本身又有着集聚各种要素的功能，并非仅仅把钱投进去，而是聚集了发明者、管理团队、财务管理者、生产过程的组织者等各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和主体。此外，科技金融运作又处在一个多样化的资本市场上，本身应具备放大财富的效应。

　　构建开放包容的政策体系

　　要制定开放包容的政策体系，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大众化、国际化

　　政策体系是本次浦江创新论坛的重点议题。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认为，一系列政策为我国带来了研发投入增加、支持企业发展、激励人才、布局区域创新等方面的成效。然而，在科技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市场存在错位的现象，创新的动力机制还不够健全。同时，政府政策更偏重研发和供给端，对需求端的关注还不够，对产业后端和市场方面的重视程度应该加强。此外，政策落实力度还应加强，比如政府采购、融资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方面的政策，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贺德方建议，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政策的理论体系研究，强化决策的理论支持。要找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真问题，如果真问题找不准，就会让政策落地受到限制。另外，要加强政策研究过程中有关的基础数据方面的建设，加强科技政策研究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开发，提升科技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创新政策研究共同体建设，提升决策的信息化、多元化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认为，要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的政策制定。重点包括：一是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多途径连接全球创新资源；二是加强走出去，发挥科技溢出效应。溢出实际上是让中国的创新要素能够获得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机会，不然拥挤在国内，造成低效配置；三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这也是为溢出开拓空间；四是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最后是抓住创新全球化机遇，协同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调整，推动创新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浪潮。

　　“过去很多政策背后都有投资驱动的思维，我们需要进行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说，在政府角色思维的转变上，产业政策制定很关键。政府很长时间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对的，但是相对忽视了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外，产业差异性很大，我国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因此很难用一个政策指导所有的地方。产业政策还需要更加关注公平竞争环境，多为中小企业发展操心。（经济日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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