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28岁的新加坡律师哈利·光耀·李决定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他放弃了出生时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敬仰而取的洋名，并且根据华人的传统，把姓挪到名字之前。他将这视为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

　　只是那时候，他还不会讲华语。

　　这种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亚洲价值观”的人之一。他为新加坡打造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和法律体系，同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作为“左翼民族主义分子”，他消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时要求人民放弃方言。最终，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而英国的评论家们则认为，李光耀以传统中国的文化霸权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政策。

　　当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了他的治国理念：没有遵循任何教条，是通过实践而来。

　　他用严刑峻法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李光耀的心中，新加坡是脆弱的：“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晚年他还在书中强调，万一周围的邻国“围剿”，“我们就死定了”。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致力于保持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为了这一点，他可以选择任何在实践中可行的方式。

　　在新加坡，他独揽大权，拥有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他限制当地的新闻自由，却努力建设廉洁的政治与官僚体系，对腐败毫不容忍。他创建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强制收缴公积金，利用这笔钱建设出了亚洲最好的基础设施，并以这笔远超政府需要的钱款调节着该国的经济。他敞开国门拥抱外资企业，限制工会，大幅度减少了新加坡的失业率。他鼓励外国投资者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在他执政的30年间，这个国家的GDP增长了50多倍。

　　带着如此的矛盾，他成为民主政治世界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即便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光耀将一个资源匮乏的城邦国家建设成了比英国、美国甚至挪威都拥有更高物质水平的国家。

　　这位老者性格之顽强令世人印象深刻。他被形容为“面无表情，眼神锐利慑人”的那种人，《纽约时报》说他“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而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则评价他“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在一本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里，李光耀留下了这样的字句，“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面对批评者“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指责，他的回应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并不那么仁义的一面：“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16世纪著作《君主论》的作者——记者注）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你就毫无意义了。”

　　他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概括的，“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政府的呵护”。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让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

　　他用严刑峻法来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管颇受争议，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并不感到厌倦。“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一个更优雅的社会。如果说它是个‘保姆国家’，我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上世纪90年代，两部以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新加坡电视剧风行一时，因为采用了不规范的中英文台词，受到李光耀的关注。最终在当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建议”下，英语剧的主人公去学习班补习英语，中文剧则重新配音，删去所有夹杂了方言的台词。

　　“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李光耀坚定于自己的意见，并且对是否应该将之推广到整个国家毫不迟疑，“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前新加坡媒体人、现《南华早报》中文网主编郑维回忆自己当年与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的方言政策，李“搬出各种语言学习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恶狠狠”地把他击败，让他“悻悻而归，但心服口服”。

　　“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郑维在微博上写道。

　　他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

　　李光耀在2011年宣布从新加坡内阁顾问的位置上退下来，这年他87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时称，对任何一个到了这把年纪的政治家来说，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对事业的告别了，新加坡媒体也都是按这个路数报道的。不过，《经济学人》才不相信这点。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毫无疑问，这老头儿会继续一系列活动，坚定不移地告诉大众要继续走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众倾向个人主义会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他曾在政治辩论中引述印度尼赫鲁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

　　不过，在执政之后，为防“颠覆”，他关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样出于种种考量，这位律师掌权以后，绕着弯子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

　　“我嘲笑自己总努力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在87岁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光耀对媒体说。那时，他还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尽力保持体力充沛，并且让国内外的会议和演讲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来访者注意到，只要一与人谈到地缘政治，他就活力四射。